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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小川行长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发言
发布时间: 2015-04-14 被阅览数: 60226

(文章来源: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)

 

        2015年3月29日,周小川行长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“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前景”分论坛讨论,就非常规货币政策等议题阐述观点,实录如下:

       周小川:我想先谈一下我对非常规货币政策概念的理解,之后介绍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。

       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期间,美国、日本以及欧元区开始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时,货币政策面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,一是通胀率很低,甚至可能还出现了小幅通缩;二是经济很难从金融危机中复苏。非常规货币政策一般有如下的典型现象:一是利率接近于零,即所谓的零下界,所以要采取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措施,注入流动性,当然在实践中实行量化宽松有多种方式;二是仅实行量化宽松措施还不够,还需要让市场参与者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:即政策将持续一到两年。所以中央银行实行前瞻性指引,引导市场预期。不过,前瞻性指引也遇到一些困难,甚至出现尴尬局面:人们有时怀疑中央银行能否真正预测出未来一两年的经济走势。这是我对非常规货币政策这一概念的理解。

       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,中国也做了大量努力,但中国的情况不同于美国、日本和欧元区。基本上可以说,中国的货币政策以常规手段为主,但也有一些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经历。一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时期内,即2002年至2008年,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规模日益扩大,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。那时,人民银行感觉到传统的常规货币政策效果并不是那么好,因此,那个时期,中国货币政策更倾向于使用量化工具吸收流动性,从某种意义上说,是非常规政策。此后,随着中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及外汇市场改革,不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,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逐步从10%降至2%左右。人民银行也就退出了非常规的对冲。二是为应对此轮全球金融危机,2008年底至2010年初中国还采取了一揽子刺激政策,希望加快经济复苏的步伐。虽然经济刺激从规模上看有“非常规”的意味,但考虑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应具有逆周期的性质,因此相关政策的理念还是相对常规的。

       经历了上述两个非常规阶段后,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回到了更加常规的状态。不过,我们说现在的常态已和过去的常态不同了,而是新常态。新常态跟传统常态的区别在于,一方面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市场的改革,中国货币政策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价格机制和数量机制的组合。这是比较常规的货币政策方式。

       关于下一步的货币政策,我们将密切关注全球经济走势,包括通货膨胀下降,大宗商品价格下跌。中国经济增长也有所放缓,也出现了通胀率下行和通胀消退的现象。我们要保持某种程度的警惕,观察通胀下行是否会持续下去,是否会出现通货紧缩。

       另一方面,货币政策需要支持中国经济结构调整。一方面,一些传统的行业正处于困难时期,需要促进其平稳调整,有些可能需要从市场上退出。另一方面,要鼓励互联网和高科技行业等创新型企业的发展。目前,一些过剩的传统产业依然占据过多的银行贷款以及资本市场的资源,这部分过多资源的释放需要一定时间。同时,很多新型企业有大量的融资需求,希望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融资。人民银行最近也采用了一系列价格和数量工具,向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来降低融资成本,但新的资源配置效果需要一段时间方能显现。

       周小川:刚才古铁雷斯说,2015年是“美元年”。如果美国以外的许多经济体继续实行扩张货币政策或量化宽松政策,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将美元汇率推至过高,甚至增加资产泡沫的潜在可能性。我们乐见美国经济复苏愈发强劲,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件好事。但从历史上看,美元走强也和国际货币体系相关。20世纪90年代,欧洲经济较为疲软,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形势也比较差,之后亚洲又出现金融危机,美元一路走强。那时,人们开始讨论国际货币体系。这种国际货币体系导致美元坚挺,也使资金流入美国。可以说,货币政策是和国际货币体系相互联系的。

       我们当然希望非常规货币政策、特别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够帮助有关国家早日实现复苏,包括日本经济。但应注意,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,实体经济,特别是银行部门和企业部门,甚至也包括居民部门,正在修复资产负债表。在得不到帮助的情况下,修复过程将较为缓慢。看起来,宽松货币政策在帮助实体经济修复资产负债表方面效果欠佳,耗时也比预想的要长。所以,需要考虑货币政策能否和财政政策相互协调,帮助实体经济修复资产负债表。虽然本轮金融危机中,政府救助问题银行的做法引发了很大争议,有人担忧这将引发道德风险,并可能滥用了纳税人的钱,但这种救助措施的确加快了整个复苏进程,这也可看作是非常规货币政策。

       《财经》记者提问:面对这么多国家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,中国货币政策是否承受压力?将如何应对?

       周小川:量化宽松政策是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措施。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,中国的反应最快,最先实施经济刺激措施,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。甚至有人认为当时的宽松程度太厉害了一点,以至于还有一些后遗症,2011年夏天,中国通货膨胀率曾达到6.5%。货币一旦投到市场中,会有滞后效应,当时投放了较多货币,此后市场上的货币仍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比较宽裕。

       当然,经济形势总是不断变化。考虑到初级商品价格当前的情况,如果通胀继续下行,经济继续面临放缓压力,货币政策主要还是要根据国内经济形势来判断。但这不一定需要采用数量调整。中国既有价格调整的空间,也有数量调整的空间,我们还不在零下界区间内。所以,我们将综合运用多个手段来调节经济,根据我们自身的经济情况来判断,根据我们的结构调整、经济新常态的状态来判断,并不是国际上别的国家怎么做,我们就会感到有压力。我们也欢迎大家提各种各样的建议,希望我们能做得更好。

       记者:人民银行在过去一段时间,开始陆陆续续采用了很多的政策和货币工具,也曾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。您对央行这些工作带来的实际效益如何评价?另外,我跟中小企业聊天的时候,他们表示切身的感受不是很明显。您觉得未来有哪些更多工作能帮他们更多解决融资成本的问题。谢谢。

       周小川:首先,货币政策有个时间滞后。教科书认为流动性进入经济体后,可能有六到十八个月的时间滞后,所以观察货币政策的效果还要有耐心。第二,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,全球金融危机以来,中国在克服危机、推动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方面从全球来看都是不错的。虽然通货膨胀在一段时间内稍微高了一些,也可能有一些大家看法不一样的所谓资产泡沫问题,但通货膨胀从2011年夏天高点开始回落,资产价格目前也在调整。评价货币政策要综合考虑通胀和增长的关系。第三,融资成本降低需要一个过程,因为在经济调整过程中,对金融资源需求比较大,此外也有其他原因导致了目前融资成本较高的状况。我们看到货币市场利率已经比较明显出现了下降,我们希望经过一段时间它能顺利传导至实体经济。

       记者:利率市场化这么多年,现在只剩下存款利率上限浮动这个管制,2015年年底前有没有可能彻底放开这一管制?放开的时间点是何时?谢谢。

       周小川:首先,利率市场化的方向一直很清楚,条件也越来越成熟,但精确的时间并不好说。我在2014年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说过,利率市场化估计有两年时间差不多。谢谢。

       记者:您讲到今年年底资本账户要开放,我们金融市场是否能承受?您做了哪些准备的措施来应对有可能造成的资本外流?谢谢。

       周小川:中国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,实际上是很多年的一个过程。中国从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以来,一直在不断改进外汇市场管理规则,逐步减少行政管制,逐渐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。这中间曾有两个波折,一个是亚洲金融风波,一个是全球金融风波。出问题的时候,大家一方面是要先处理危机,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些问题需要再想一想。经历这么多年以后,我们今年有希望可以对《外汇管理条例》做一次比较彻底的清理。从新的规则上来讲,我们认为中国将基本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。不过,任何一项金融政策都会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,我们会密切关注是否会发生异常资本流动。但总的来说,中国改革是向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方向努力。谢谢。(完)